明清之际儒家思想何以“活跃”起来了？

人教版新教材必修三《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专题中《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一课，是高中生学习古代儒家思想的最后一课时。《课程标准》说，“每个专题都从特定的地域或类型出发，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状况，每个专题的学习都可以看到思想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和基本特征”，因此，本专题最后一课的教学要对儒家思想发展轨迹做出系统的总结，才能给儒家思想史的教学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也才能让学生对儒家思想有一个整体的认知。然而，《课程标准》也在强调明清之际思想家的主张，以致授课过程中，教师基本以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主张为核心，这种分散的处理方式容易忽视对儒家思想活跃局面的总体理解，而忽略“活跃”二字，不但这一课所具有的专题地位会产生认识的偏差，或则不能准确认识到明清之际儒学发展的“去脉”以及后世社会思想的“来龙”。

一、根源：儒家思想活跃局面的基因

儒学经历春秋战国的形成、汉代的正统、宋明的复兴，是一个逐步变异的发展过程。这种变异也是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社会演变过程中不自觉地改造了儒学。历史进入明末清初阶段，社会变化的幅度加快，造成了思想界的波动。这种社会变化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新兴阶层提出了新的社会要求。明朝中后期，一些商业城镇兴起，代表了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生产方式背后的市民工商阶层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壮大。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新兴市民工商阶层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要求打破专制的束缚，打破重农抑商的传统理念，以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他们主张的代言人便是思想界的代表，因此，才有民末清初思想界的新变化，它要体现出新兴工商业层级的要求。

君主专制的强化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人们对这种体制的反思与评判。“皇权的高度强化已经使皇帝本身发生了异化，缺乏制约的皇帝一旦把个人感情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则会造成无法协调的政治冲突，旧有的体制对此不能化解。”[1](p.141)社会发展过程的问题与冲突，专制体制已经无法化解，只能通过强化压制去处理。所以，会有明朝的锦衣卫制度和清朝的“密折奏事”制度。君主专制通过强化的方式保证其应有的地位，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制度已经处于衰败状态。它暴露出来的政治的黑暗与不公，势必引起世人的不满。社会的急剧变革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固有道德观、价值观的濒临崩溃，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大批社会的先知先觉者，他们融人社会变革的浪潮，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对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进行重新估价和评判。他们在对传统旧价值观进行全面反思和批判的同时，积极倡导一种新的思想，新的价值观，试图为社会提供一种新的价值导向，引导社会走出理学的氛围，走出中世纪的门槛。”[2]

不过，明末清初，社会表现出来的新变化是令人欣喜的，它开始照射出了近代的曙光，是社会转型的体征。思想界出现了与理学体系不同的新动向与新主张，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二、本相：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核心

明清之际的儒家代表人物有李贽（1527—1602）、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和王夫之（1619—1692）。四位历史人物的思想主张已经显示出明清社会阶段的特定内容，尤其是后三者，堪称“有思想、有创见、有鲜明个性、有深厚学养的思想家。”[1](p.252)

李贽是明朝中后期思想界的“异端”，他的不满情绪的真实表达，是给明后期的沉闷社会一支兴奋剂。明朝社会依然以程朱理学为官方理论，而陆王心学只是在民间社会传播。李贽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突显出自己的个性。他首先还原孔子与儒家经典的真实面目。在他眼里，孔子仅仅是位有影响力的“贤者”，不是什么“神圣”，没有必要以昨日孔子所说的是非作为判断今天社会是非的标准。“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天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夫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是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罚赏哉！”[3]儒家经典，在李贽看来，不过是学者们给予的过分的“赞美之语”，并不是“万世之至论”。[4]（p.327）他不满一些理学家对儒家学说的过分渲染，因为当理学成为至高的追求境界后，便失去了其真实的面目，而变得虚无与伪善。“存天理，灭人欲”，成为一些道学家的口头蝉，社会效果仅仅是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随着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发展，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不愿意被僵硬地制约，这是一种潜在的社会要求。李贽呼之而出，“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论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5]人性的正当私欲，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李贽反对用所谓的“道义”和“伦理”来制约人们的个性思想，提倡尊重个性，满足个人的发展。李贽的思想是心学体系的一种“变异”，他将阳明心学中的积极一面吸收，并进一步阐述。王阳明向心中求天理的“理想”，变成了李贽肯定“我心”与“自我”的实在。这是心学发展的内在趋向，顺应了社会的发展需要。他“反对等级限定、要求平等和发展个性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批判特征，这是当时社会急剧变化的现实的反映，具有进步意义。”[4](p.327)综合上述，李贽反对封建礼教，批判封建社会传统观念，挑战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预示着社会思想界的变化。尽管这是一种个性突出的个人行为，也尽管这种变化，是在儒学内部发生，属于儒学内部争论，不影响儒学的总体地位，但这样的思想变化本身，确实就是一种思想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

总结上述，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核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恢复孔子及儒家学说的本来面目。这种意识使得宋明理学从至高圣神的地位下降到“常态”，才会使人们从理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会有个性自由，才会有对正当私欲的尊重。第二，反对君主专制制度。这种意识使得宋明理学失去维系的对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君主专制的精神支柱就是官方的程朱理学，既然君主专制体制本身不合理，那么程朱理学就不需要也不能够继续维系它的存在了。第三，提出做学术的根本途径。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学术研究即“经世致用”的学术意识，解决了儒学的探究方向问题。儒学不再为君主专制服务，就为解决社会实际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服务，而这些问题又是关乎国家、关乎民主的问题，所以这与传统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理念并没有背离。第四，提供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宋明理学认识世界莫过于客观的“天理”与主观的“人心”，而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解决了理学思想束缚而造成的思维缺失。人们的思维一旦打开，理学的思想束缚不攻自破。

三、变异：儒家思想活跃局面的真相

为什么说明清之际的儒家思想是一种活跃的思想局面？解答这一问题，需要联系儒学的发展历程，透过儒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发现活跃局面的本真。

儒学发展到宋明时期，主要分为两个流派：即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派没有实质的区别，仅是追求“天理”的途径不同，程朱理学强调向外“格物”，陆王心学强调向内“反省”。程朱理学的主要命题大体上是天理的三个特征：“天理”是世界的本原；“天理”是封建道德原则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总称；“天理”是人性的至善境界。众人要做的就是追求“天理”，即“格物致知”。可见，世人如何认识世界、做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做，都由程朱理学给予规范好了。陆王心学主要是在“如何做”方面与程朱理学产生了争论。除去一些细微的差异，总体上看，宋明理学统治下的思想是怎样一种局面，这是问题的焦点。

理学的产生是对儒家学说的又一改进，推动了儒学重新复兴，成为社会的正统思想。理学体系是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把社会的万象都包罗进去了，而且更加有思辨性，使得儒学本身完美转型，说服力更加透彻，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满足了统治阶层的需要。朱熹希望“人们不仅在思想上具备封建道德的基本要求，还要在生活实践中时时处处行使合乎道德规范，摒弃一切不合节度的过分的要求和欲念。”[8](p.346)朱熹的本意是要求人们摒弃自身的私欲、邪念，真正的、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可是，后世一些理学家过分强调“灭人欲”，人欲不再有“正当”与“邪念”之别，所以到了明朝时期出现了所谓的“道学家”，自称任何私欲都不能用，可实际上却做不到。理学的弊端逐渐强化，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样板”。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形成也多少涉及这一问题。“明中期以来，封建士大夫不满于朱学的思想禁锢和学术上的呆滞局面，加上明中期以后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个体意识开始抬头，王守仁的思想也正好适应了这样的形势。”[8](p.397)陆王心学本身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消极性。王阳明叫人向内心求天理，对于个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起到了推动作用。“朱熹把‘天理’放在人心之外，这样有利于使封建主义原则凝固化与圣神化，让人们向顶礼膜拜；而王守仁则把‘天下’放在人心之内，宣称良知即是天理，这样就限制了封建主义原则的凝固化与圣神化，而‘天理’一旦与变动的、圣愚皆有的‘心’（意识）相同，这实际上也就埋下了否定‘天理’的契机。”[8](p.397)因此，王学在明朝中后期广泛传播，动摇仍然处于官方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促进了学术思想上某种相对自由的气氛”。[8](p.399)但是，王阳明“心学”本身带有强烈的“禅宗悟道”之意，也是能够让知识分子们“禅”于心中的良知，而无法自知。明朝末年，受到“心学”影响的知识分子迷恋于空谈“心性”，追求个人的道德境界，把国家大事弃之不顾，朝政黑暗，民不聊生，“心学”研究就不能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学者王杰指出：“明中后期，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理学体系已变得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一般士人沉湎于空谈心性，不切实际，不谙时务。理学已经衰变为‘游谈无根’、‘竭而无余华’的空洞说教，完全以抄袭‘宋人语录’及‘策论’为治学圭臬，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变成了空疏无用之学，人们对理学产生了深深的信仰危机。”这种局面之下，儒学的发展陷入了困境，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思考。

具体来看，明清之际思想界的活跃局面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自身的变化。儒学发展到明清之际，认识到自身的问题，找到阻碍自身发展的因素，并且有针对性地对此提出建议，谋求改造发展，不是仅仅停留于原地不前了。它在不停地反省批判自身的弱点与错误，渴望自身的发展。二是创新的精神。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有一种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它不再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空洞的“道德境界”，而是开始用新的思维、务实的治学心态、个性的精神打破外在的束缚，与社会现实联系了起来，并拓展了学术研究的领域与范围，无不体现出与宋明理学沉闷的气氛所不同的生机与活力。

四、归向：儒家思想活跃局面的评判

明清之际出现的活跃的思想局面，仅仅是在明末清初这一历史阶段，时间并不长久。到清乾隆后，出现了所谓的“考据学”，思想界回归到汉代“古文经学”的治学路径上。“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又使得思想界出现的活跃局面变成消沉，丧失了社会转型的思想趋向，没有能够继续朝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方向和要求前进，也就没有出现近代西方社会出现“启蒙运动”那样的可喜局面。学术界对这种现象深感惋惜，“明清之际这种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随着清王朝一系列高压政策的实施，正常的社会发展速度受到外部阻力而迅速中断，思想文化界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学风迅速转向，而转入了远离政治的考据一途。”[2]明清之际活跃的思想局面，是特定历史社会阶段的思想特征。透过这种思想特征，我们可以给予恰当的评价：第一、这种活跃的思想局面的出现，是儒学本身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儒家思想本身有着自我更新的品质，这也是儒家思想具有持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它自身能够随着社会需要而不断发展，尽管会呈现起伏的状况，但总的趋势是向前进的。第二、这种活跃的思想局面的出现，推动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商业城镇，市民阶层不断壮大，这对于社会生活、文学艺术产生了积极影响，明清小说的繁荣就是一种生动的体现。第三、这种活跃的思想局面的出现，推动了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即所谓的“西学东渐”。有学者已经指出：自明朝中后期到清朝前期，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也把西方的科学，如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介绍到了中国，从而开始了自唐、元以来第三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的过程以及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继承徐光启、李之藻自然科学观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对“西学”采取了欢迎的态度。黄宗羲在经世实学思潮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对西方自然科学成果给予了极大关注，并积极投身到这一科学活动的推广和传播中，撰著了大量自然科学著作，如《授时历故》、《大统历推法》《开方命算》、《测图要义》等。[2]在当时的条件下，西学的传播虽然没有对中国文化产生的重大影响，但是对于思想局面的换新有积极作用。“西学东渐”也是活跃思想局面的一种体现。第四、明清之际的思想活跃局面为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以及晚清民国的思想解放与学术动向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晚清民国的著名学者梁启超、章炳麟等，都受到清初思想家的影响。第五、明清之际的思想局面仍然是在儒学范畴内的局部活跃，程朱理学仍然是官方正统，它并不是完成了把儒学导向到一条美好发展道路的任务，因为这种活跃的思想局面仅仅出现在民间社会，整个社会的主体思想没有发生质变，我们也不能夸大这种活跃局面的实际社会效果。

参考文献：

[1]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王杰：《论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文史哲》，2001年04期

[3]李贽：《藏书》，《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三）·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9—50页。

[4]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李贽：《续焚书·答邓石阳》），《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三）·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