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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年9月17日 14:09
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马克思新闻伦理思想、新闻出版观念的有机结合体。诚然，马克思并未撰写过“出版伦理”专著，但新闻伦理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新闻出版领域的科学理论形式具有特定的思想历程、内在逻辑与理论观景，其体现了马克思对西方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弘扬及超越。从当前国内外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伦理思想的研究来看，虽然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积极的实践，但学者们对此仍存在诸多争议，如马克思有无系统的新闻出版伦理思想体系；马克思所阐发的新闻出版“自由”限制性条件、所处范畴为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新闻出版的批判是否含有其主观因素，即马克思是否出于“道德义愤”维护新闻出版及言论自由。要想依托马克思主义思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出版伦理体系，就需要对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进行溯源，把握其方法论基础、基本逻辑以及具体的内容，从中挖掘出适合我国历史与现实语境，能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契合的新闻伦理出版新论述、新论断与新理论，继而指导我国新闻出版实践。基于此，下文将从思想特色及理论底蕴两个方面剖析马克新闻出版伦理思想内涵，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出版工作的指导及重要论述阐释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内涵剖析
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的鲜明特色
从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的发展来看，马克思早期关于新闻出版伦理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其政论文章中，此阶段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正处于启蒙阶段，人的理性本质则是其思想与科学理论的起点；至《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集中于揭示新闻出版伦理道德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至克罗茨纳时期，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范畴转向市民社会，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伦理主张的局限性，并揭示了新闻出版实践的主要矛盾与基本原则。虽然在不同的思想时期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关注的现实问题有所侧重，但其具有稳定的价值目标及立场，并体现出内在批判的一致性，即对资产阶级进行总体性批判，反映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综合来看，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的鲜明特色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现实批判—新闻出版伦理道德的现实基础。从马克思早期思想探索阶段可以发现，现实批判是贯穿于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始终的精神动力与思想源泉。虽然在此阶段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尚处于启蒙状态，但其确定了以后新闻伦理思想发展的基本路向。1819年，威廉三世颁布了书报检查令，其中有诸多对新闻出版的限制，如不得违背陛下的意识，再如具有模糊性、资产阶级特性的不得出版“不适当”出版物等。1841年，威廉四世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宣称“为了立即取消出版物所受到的违背陛下意志的、不适当的限制”。虽然新的书报检查令大有新闻出版开放自由之意味，但这皆是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对新闻出版监控权的“权宜之计”，其本质仍为由资产阶级控制的新闻出版，新闻出版伦理道德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意志。马克思通过参与议会辩论、发表争论文章等契机对资产阶级对新闻出版伦理道德主张进行尖锐批判，揭示封建统治集团颁布新的书报检查令的根本动机，表达了新闻出版自由的伦理道德基本主张。
扎根生活—新闻出版伦理规范的利益关系。马克思参与议会辩论的过程使其意识到，对于新闻出版伦理道德问题的论争受制于阶级利益的控制。在该时期，马克思哲学观点对新闻出版问题的解释与解决遇到了“阶级利益控制”这一事实的限制，究竟事实服从于哲学，还是哲学服从于事实使马克思面临着两难抉择。1842年至1843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在新闻出版实践中，马克思逐渐找到事实与哲学的平衡点，探索出突破阶级利益控制的新路子：新闻伦理道德规范、原则，并非源自道德律令，而是源自实践活动与现实生活本身。从新闻出版伦理规范的利益关系来看，即为新闻出版伦理道德体现了现实利益关系，因此新闻出版伦理道德规范应立足并扎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自此，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由人的理性转向现实。
实践优先—新闻出版伦理问题的解决方法。在早期及《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尝试着从普遍理性出发探索新闻出版伦理道德标准。但至克罗茨纳时期，随着马克思对新闻出版现实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新闻出版伦理道德与现实社会接触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使马克思逐渐意识到，以普遍理性为基础的新闻出版伦理道德标准不过是一种理想性的“幻想”。为此，在此阶段，马克思新闻伦理道德思想由现实转向市民社会，其对于新闻出版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不再以先验人性、一般行业道德规范为基础，而是深入人的现实需求、现实活动、现实交往，在更为切入现实根源的探索方法之下，马克思逐渐确定了实践优先的新闻出版伦理道德问题的解决方法、基本原则、重要法则。
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的理论底蕴
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不仅关注新闻出版伦理道德的正确性与存在依据，也关注新闻出版伦理立场的界定、新闻出版实践的价值判断
。
阶级性—新闻出版实践的根本属性
新闻出版属于社会实践的范畴，必然会受到社会经济关系的限制，也势必会带有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属性。在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着力研究此前自己未曾关注过的一种现象。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议会辩论上，马克思深刻的意识到社会等级对于新闻出版自由的制约。马克思表示，在议会辩论中诸侯等级、贵族等级以及城市等级精神表现得无比明确与完备，新闻出版自由之争实则为社会阶级的矛盾之争，而在论争过程中，各个社会等级所代表的并非是个体的自我意识，而是现实的政治利益与物质利益。通过对议会不同派别代表所处社会阶层、议会中所呈现的各社会等级精神的深入剖析，马克思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社会等级决定其对书报检查令的态度。基于此，马克思逐步确定了积极性为新闻出版实践的基本属性。因此，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即为阶级性。
自由性—新闻出版实践的基本准则
从马克思早期思想探索来看，人的自由本性的彰显是新闻出版自由伦理主张的应有之义。与之相对应的是书报检查令对人的自由本性的打压与限制。正如马克思所说：新闻出版自由的根据为人的思想、自由的思想，具有肯定的本性；而书报检查令的根据则是表面的世界观，是与本质世界相对立的世界观，因此只有否定的本性。因此，马克思将书报检查令定义为“拙劣的警察手段”，这体现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垄断的批判。新闻出版自由的实现，实际上是人的精神能否通过书籍报刊得以表达，因此人的精神的自由表达权也成为衡量新闻出版自由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
从资产阶级层面来看，其已经实现了“新闻出版自由”，具体体现为垄断新闻出版、自由设定新闻出版的规范与规则，换言之，即为颁布书报检查令。但对于广大人民来说，报刊是面向大众的媒介，书报检查令的颁布无疑是在限制人的精神自由表达的权利。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新闻出版自由所代表的利益。对于此，马克思做出了明确的论述，即新闻出版自由应代表人民的利益、当具有人民的精神。基于此，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所蕴含的新闻出版实践基本原则为自由性，新闻出版的天赋特权为人民性。
真实性—新闻出版实践的重要法则
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古邦境内的查禁》一文中指出：“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从马克思对新闻出版活动价值判断标准的重要论述来看，其认为新闻出版评价是主客观的统一，既包括主观认知的评价，也涉及客观价值的评估，因此其将出版内容是否真实、是否反映了人民的呼声、是否揭示了客观世界与现实生活作为新闻出版伦理价值判断的重要依据。对于此，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区分报刊“好坏”的标准：“好报刊”即为向劳动群众真实反映其所处社会环境的报刊；“坏报刊”不仅仅是捏造事实、掩盖事实的报刊，更是说出其希望出现事实的报刊，此类报刊会严重扰乱社会舆论，加之出版内容的失真，则会失去广大劳动群众对其的信任与支持。由此可见，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阐明了真实性的重要性，而真实性也逐渐成为新闻出版实践的重要法则之一。
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现实意义
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以无产阶级为根本性质、以自由性为基本原则、以人民性为天赋特权、以真实性为重要准则，其中蕴含的新闻出版伦理道德立场、伦理价值判断标准、物质利益与新闻出版实践的基本逻辑、解决新闻出版伦理问题的基本方法等对于推进当代中国新闻出版伦理研究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出版伦理道德体系。
新时代背景下新闻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并将新闻出版归于意识形态工作范畴，这体现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的深刻阐释、继承与丰富。意识形态为形而上的思想范畴，而新闻出版工作则为形而下的实践范畴，对于新闻出版工作来说，意识形态是其“风向标”与“路向指引”，更使其“精神护栏”；对于意识形态工作来说，新闻出版实践是对其的外化于行，也是对其进行的具象、物态呈现。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闻出版工作意识形态属性的重要论述，体现出深刻、现实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对我党千图发展、国家建设的重要作用，也为新闻出版实践提供了指导：坚持弘扬、传递党的思想与精神，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前沿阵地，将思想、文化、精神渗透的主动权掌握在受众，消除西方错误思潮、价值观对人民群众思想与行为的错误影响，彰显新时代新闻出版的新作为与使命担当。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出版工作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新闻出版工作的始终，将服务人民与教育引导人民结合为有机整体，致力于丰富人民群众精神世界、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导向的新闻出版工作的指导体现其对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中“人民性”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彰显了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对人的自由性的尊重、对人的精神自由表达的支撑。在
新闻出版实践中，要做到讲好人民故事、做好人民工作、反映人民诉求、表现人民精神，致力于挖掘能够体现人民生活热情与创造力的先进典型与感人事迹，多角度、多层次、多渠道宣传人民的伟大奋斗与良好生活，继而将新闻出版塑造为面向人民的“人民媒介”。
新闻出版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
在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中，新闻出版的党性以及人民性有其各自的适用条件，原本并无交集。而中国共产党则提出“党性即为人民性”的重要论断，对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进行了创新，将新闻出版党性与人民性融合为整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在新闻实践中，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新闻出版在联系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纽带、媒介与渠道作用，积极反应人民群众，尤其是基层群众的呼声，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与方针，以此形成强大的合力，使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向富强、走向新时代。
新闻出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上反复强调，新闻出版要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历史与现实语境对马克思新闻出版伦理思想中“利益关系”的再次界定与重新梳理。在新闻出版实践中，要将承担社会责任摆在工作的首位，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基本理念，在扩大新闻出版社会效益的同时探索新的经济增长契机，在稳定新闻出版经济效益中切不可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唯有如此，才能走出新闻出版“精神贫乏、物欲横流”的泥淖与旋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时刻保有生机与活力。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来说，新时代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唯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与精神为支撑，构建意识形态为方向与保障、人民中心为主导、党性与人民性辩证统一、社会效益为首位的新闻出版伦理体系，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新闻出版领域的中国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注入新的内涵，继而推动我国新闻出版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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